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教室的模样清晰可见，那时每间教室的墙面上都会有一个“红花栏”，几张大幅美术纸拼接在一起，每个学生的姓名都被列在表格上，学习刻苦、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积极劳动……学生们的点滴进步都看在老师们的眼里，他们总是用一朵朵小红花激励着孩子们的进取心。 

这样的红花栏不仅在天津，在全国各地的每间教室里都有。可您知道吗？“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活动始于1980年，发起地就在天津，经共青团中央推广后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40余年过去了，虽然形式上不断与时俱进，但初心不改，孩子们创先争优的进取劲愈发强烈。“六一”前夕，几位已退休的少先队辅导员重新相聚，聊起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小红花”，她们有故事要讲—— 

 

“小红花”从津绽放 

 

提起“小红花”，它贯穿着“70后”“80后”的童年。“我记得每到班会时，班主任老师都会盘点这一周来学生们的进步，她手握一枚橡皮图章蘸着印油在红花栏上盖章……”市民杨震今年43岁，回忆起童年，印象里最深刻的事，还是那一朵朵记录个人成长的“小红花”。杨震说：“学生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数数自己的红花数量，并暗暗较劲；那时10朵小红花可以换一支铅笔，到了期末，优秀的同学还可以得到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红花纪念章’。” 

 

“小红花”活动为什么如此普及、活动形式为什么能做到如此统一？记者追根溯源，总算找到了这一活动发起的源头。 

 

付慧珍是河东区关工委副主任、区少工委委员，也是孩子们口中的“红领巾奶奶”；做了大半辈子少先队辅导员，退休之后依然在为少先队事业奔忙；她在居住的河东区鲁山道街云丽园社区开办了一间社区少年先锋队队室，在队室的展陈柜里，珍藏着两份尘封已久的文件，这两份文件的发文时间均为1980年。从这一行行文字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活动发源于红桥区大胡同小学，这在天津少先队历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付慧珍跟记者讲述说，“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全国上下正是一幅新图景。共青团天津市委乘着东风，在全市少年儿童中广泛开展了以‘爱学习、守纪律、懂礼貌、讲卫生、关心集体、艰苦朴素’等为内容的竞赛活动。” 

 

当年，红桥区大胡同小学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活动，内容涵盖了“环境美、语言美、行为美”三美教育活动，又开展了“为邻居做一件好事，为同学做一件好事，为集体做一件好事，为社会做一件好事”的“四好事”活动。活动开展仅三个月，校风、学风大为改观，好人好事不断涌现，479名在校学生共办了1800多件大大小小的好事，仅社会各界送来的表扬信就达12封。 

 

作为亲历者，付慧珍讲述着43年前的故事。用今天的话说，当年“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活动堪称“现象级”存在。 

 

1980年5月31日，500多名天津少先队员戴着小红花前往首都北京，他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与此同时，共青团天津市委将大胡同小学等学校的先进经验以书面形式报告给共青团中央。 

 

当年7月18日，团中央面向全国各地下发通知，希望各地团委参照天津市的基本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运用多种形式，进一步抓好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从此，一朵从天津绽放的“小红花”便花开全国。 

 

付慧珍给记者拿出了一份1981年底出版的《中国少年报》，上面记载着福建平潭的学生们组建“护油小组”，陕西西安的少先队员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成立“五讲四美监督岗”，山东栖霞的学生为老师送上“尊师热水”……到了1982年元旦前夕，祖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都和天津的小伙伴们一起，戴上了“新风尚小红花”。 

 

“小红花”是记忆也是情怀 

 

“小红花已经绽放了40多年，这是一朵进步花、一朵光荣花，至今依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付慧珍说。在付慧珍的藏品中还有两张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当年河东区各小学大队辅导员带领孩子们参加小红花夏令营时的留影。 

 

这张黑白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 照片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朝气蓬勃。他们中有人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人已在少先队辅导员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年，但从老师们的笑容中，能够感受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时光如白驹过隙，照片中的老师们如今在哪里？他们与“小红花”还有哪些故事？付慧珍答应帮助记者尝试着联系他们，一场未知的约会就此展开。 

 

“站在前排的这个人是我，那时我在河东区一中心小学当大队辅导员。”“这个扎着小辫子的人是我，那会儿我刚到学校报到，就带着学生们参加夏令营了。” 

 

5月26日一早，云丽园社区少年先锋队队室里热闹非凡，11位已经退休的老教师重新聚在一起，她们都拥有共同的身份——少先队工作者。“六一”将至，她们再次戴上红领巾，一起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讲起“小红花”的故事，往事又上心头。 

 

今年68岁的田凤华是照片中那个俏皮的姑娘，那时她是河东区和睦道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回忆起与“小红花”的故事，她说：“那时，孩子们得到一朵‘小红花’可高兴了，他们纷纷积攒起来，大家比学赶超、劲头十足。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孩子们那么可爱。”同龄的刘福茹也在照片中，当年在河东区一中心小学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在她看来，“小红花”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刘福茹说：“我们更看重孩子自身进步的过程，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老师就会奖励一朵小红花，这一朵小红花，让老师们掌握了育人的抓手。” 

 

“还看得出来吗？这位是我，40多年过去了，都变样了。”71岁的聂玉蓉手捧着照片，随着指尖的抚摸，仿佛回到了她在河东区二号桥小学担任少年队辅导员的岁月。她回忆说：“那时，我们在校园里种了一些树苗，新树苗只有手指粗，于是我们就发起爱护树苗得小红花的活动。”一时间，爱绿护绿蔚然成风，学生们不仅爱护校园里的树木，街上的树木也一并保护。由此可见，“一朵小红花意义深远”的说法并非虚言。 

 

刘福茹还记得当时她让学生们做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的题目是：什么人可以佩戴红花？孩子们告诉老师：戴红花的人都是为祖国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中有解放军、有劳动模范、有科学家等。“由此可以看到孩子们有了榜样，有了方向，也有了奔头，学先进、戴红花便顺理成章地推广开了。”刘福茹笑着说。 

 

如今，那些第一批争戴小红花的孩子也已两鬓斑白，“小红花” 已不仅仅是一朵鲜亮的小花了，它代表了一代人的记忆，一辈人的情怀。 

 

时光不老 “红花”依旧 

 

当年照片中的年轻老师均已步入暮年，岁月的痕迹写在了他们的脸上，也挂在了他们的发梢。可这些老师依然心怀红领巾情结，依然发挥着余热，引领着新一代青少年努力争取新时代的“小红花”。 

 

“上学时，我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工作后，我是戴着红领巾的大队辅导员、河东区少先队总辅导员；现在我依然戴着红领巾，是社区少先队志愿辅导员。我跟红领巾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回忆自己的经历，付慧珍颇为感慨。 

 

2001年，付慧珍光荣退休，她的组织关系转到了社区党委，社区党委书记听说她一直做少先队工作，好像挖到了宝贝一般，希望付慧珍能继续发挥余热，能把社区里的少年儿童组织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没想到，这一干又是20多年，这里不仅创建了社区少先队，还被全国少工委命名为“全国少先队名师工作室”。 

 

今天在云丽园社区，每到寒暑假，面向少年儿童的活动便精彩纷呈，从爱国主义主题的“红花课堂”，到家长参与的好家风故事会；从深入红色展馆参观学访，到动手实践分享劳动果实；从小手拉大手践行绿色环保，到伙伴手牵手帮助河北涞源县的贫困学生，一项项主题活动的设计者都是付慧珍。 

 

这不，忙碌的付慧珍又戴上了红领巾回到了校园，她要给孩子们讲一堂生动的故事课，活动的主题就是号召孩子们学习时代楷模杜富国，传承良好家风。投影仪中展示的课件是付慧珍自己制作的，为了让课程更生动，付慧珍的老伴儿杜国林发挥特长，制作泥塑作品，杜富国四兄妹的形象被老人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对伉俪同为河东区关工委“五老”宣讲员，他们继续在关心下一代、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广阔舞台上老有所为、发光发热。 

 

“看！这是我们给孩子们特别定制的‘河东红花少年’纪念章，还是当年那朵小红花，如今被加入了新的内涵，奖励给现在的孩子们。”付慧珍手捧着这枚奖章对记者说。 

 

童年的那朵小红花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它代表着认可、进步、争先、鼓励；如今，这朵小红花代表着梦想，每获得一朵小红花，这个梦想就离现实更近了一步。